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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token最新版本下载]跨过经济发展的“杠杆坎”:专访浙商银行首席

管理员 区块链交易所 2022年04月06日

记者:10月1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长6.7%,继续保持平稳运行。那么,据您判断,未来中国经济的走势如何?还存在哪些不利因素?

殷剑峰:“三去”的核心是“去杠杆”,因为在2009年“四万亿”政策之后,之所以会出现过剩产能和过多库存,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企业过快地加杠杆,以及居民部门过快加杠杆——这个问题常常被忽视。同时,过剩产能和过多库存造成的最大问题也在于杠杆率太高导致微观企业资不抵债和整个宏观经济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

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稳健的投资者显然应该秉持“现金为王”的理念。从现金的币种配置看,由于日本和欧洲没有从持久衰退中走出来的迹象,而美国经济复苏的迹象逐渐显现,我个人看好美元。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货币金融政策和金融发展等,长期为中央和地方政府、货币监管当局以及金融机构提供研究和咨询服务,主持了包括国家五年规划项目、地方金融发展规划在内的数十项重大研究课题。

日本的“去杠杆”经验教训值得借鉴。

从我国的情况看,表面上居民部门负债问题不突出。例如,以2015年杠杆率来看,我国总杠杆率与美国一样,都是233%。我国居民、企业、政府的杠杆率分别是40%、162%和31%;美国居民、企业、政府的杠杆率分别是77%、67%和89%。似乎我国杠杆率的突出问题是企业部门杠杆率过高,居民部门杠杆率较低。但是,这个测算是以居民部门负债与GDP之比来统计的,如果以居民部门负债与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来算的话,居民部门的实际杠杆率要乘以1.7,因为在我国的GDP中,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只占到60%多一点。

简介:殷剑峰,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任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荣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十二届)和胡绳青年学术奖(第四届)。2013年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并获“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

其二,在第二产业中,产业结构正在向中高端演进。一方面,中上游原材料行业低增速甚至是负增长,另一方面,汽车制造、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医药制造业等中高端制造业增速快于甚至远远快于二产平均增速。

“负债端的‘去杠杆’必须和提高资产端的资产利润率结合起来。”

所以,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日本既未找到经济长期增长之路,也未真正地做到“去杠杆”,仅仅是杠杆率的结构发生了变化。而且,相对于企业部门的负债,政府部门的负债对于推动资本形成、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要低得多,这种杠杆率的结构变化反过来大大削弱了经济增长动能。

记者:我们看到,为了实现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国务院在去年年底就进行了“三去一降一补”的战略部署,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那么,作为目前广受关注的“去杠杆”,特别是企业部门的“去杠杆”,应如何去推进?有哪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L型经济正在筑底

下面,我们来看看“补短板”。

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比较复杂,从我们对温州、上海、安徽和四川等地区的调研看,近些年来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小微企业主要有两类:其一是主业空置、转而从事投资和投机性业务的企业,这类企业在融资后往往将资金投向“互联网金融”的P2P、民间高利贷等方面;其二是面广量大、主业集中在低端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的企业,这类企业是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主体,其基本特征是“轻资产、欠规范、低信用”。这两类企业都属于生命周期短、风险高的类型,最近几年中常常出现这两类企业较大范围的破产倒闭和逃废债现象。

殷剑峰:其实,“去杠杆”的第二个重点就是防止居民部门继续、过快加杠杆。

当然,政策本身也存在问题,包括政策缺位的问题和政策越位的问题。

所以,总体判断,现在还无法确定L型筑底是否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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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于企业部门的“去杠杆”,其一是从负债端入手,通过债转股、清理僵尸企业债务等手段,来减少负债;其二是从资产端入手,通过改善企业治理结构、引入新技术等手段,提高资产利润率。

总之,在降低企业税收和非税收负担的基础上,应该按照“负面清单”的思路,继续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提高政府部门办事效率,降低企业面临的行政管制成本。

自1990年泡沫经济危机破裂后,,日本企业部门一直处于“去杠杆”的过程,同时,由于技术进步停滞、人口老龄化等供给侧结构性因素,固定资产投资的回报率不断下降。从1995年到2014年,日本的投资率下降了13个百分点,而名义GDP则减少了14%。于是,企业部门的“去杠杆”伴随着整个经济的停滞。在企业部门杠杆率不断下降的同时,为弥补总需求不足,通过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日本政府的杠杆率不断上升。

殷剑峰:从全球角度看,由于市场预测美联储12月份加息的概率超过了60%,美联储加息将会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重大影响。从国内看,L型经济筑底远未稳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尚未令人如意。所以,高度不确定性是第四季度投资面临的最大问题。

“如果其他产业没有显著提升,第四季度GDP增速可能会低于前三个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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